（一）

多年来，我对北京外国语大学的《英语学习》杂志情有独钟。 这种感觉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初，当时父亲被开除党籍和军队，在家乡的砖瓦厂接受劳改。 我们住在黑暗的小屋里，更不用说煤炭警卫了。 墙上有很多小洞和裂缝。 冬天寒风呼啸，夏天各种小动物爬进爬出。 ，你甚至不用跑出门去捉蟋蟀。 然而，在所有不幸的人中，我们的生活不应该特别糟糕。 我们有一个小八管煤油炉，我们几乎吃不饱。 月底的时候，我们可以去附近的小镇割一些肥肉，把剩下的残渣煮成美味的米饭。 我父亲带的东西很少。 有一个红色的保温瓶，里面有一个泡沫三明治，他特别珍惜，因为他喜欢吃热食。 当他对营养和口味无能为力的时候，能保持一点温度就已经很好了。

还有一台电唱机，外壳被剥得只剩下机芯。 我一直藏着没敢拿出来，但那两个小木书架上明明摆满了书，今天想起来还是觉得有些奇怪。 。 在福州时，有藏书千余部。 后来出了事，大部分都得处理掉。 哪些可以留下来？ 这当然是一个极其痛苦的选择。 它必须在政治上合理，而且不能太无聊，否则就没有必要保留它。

最终，两百多本书被带到了砖瓦厂。 现在回想起来，大部分都是历史、军事、科技方面的书。 还有很多英文和俄文的书籍，包括英文和俄文版的毛泽东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中文版、俄汉词典、英华词典、俄语版苏联青少年课外活动书、伊林《人如何成为巨人》、《苏联电影剧本选》、《英语史》、卢树香《汉语》《学习》英语》、林语堂的《启蒙英语语法》、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一些英语注释读物，如《三游记》等。 还有1958年至1966年的《英语学习》杂志。

我父亲一直对学习英语有着浓厚的兴趣。 对此，他是非常可怜的。 由于战争，他提前离开了学校。 他没有课，没有老师，更不可能出国。 他完全靠自学，有几张林格风格（Linguaphone）的记录。 但几十年过去了，我估计他的水平已经相当不错了。 全国英语考试至少应达到8级以上。 他还翻译了几本书，并且可以毫无困难地收听 BBC。 在这一点上，他比另一个人要强出几十年。 持续学习英语的人会更好。

动机？ 当初当文艺青年的时候，我想直接从原文中领略大师的风范。 后来，我的动机变得更加多样化。 父亲说，那个时候看一些有趣、好玩的东西已经不容易了。 占主导地位的说话方式令人沮丧，但外语仍然能给人新鲜感。 一方面，你可以读到一些中文看不到的阅读材料，但也许更重要的是语言本身（表达方式、思维方式）对人的新颖刺激。 这大概就是俄罗斯形式主义学派所说的“陌生化”，或者干脆就是饥饿。 新中国成立后，我也学了俄语，但一直学，发现太难了。 到了20世纪50年代末，我感觉两国关系越来越差，但学英语比较安全。 当俄语逐渐衰落时，《英语学习》应运而生。 我不知道这是巧合还是某种必然。 必须注意的一件事是，即使在反封建的激烈斗争中，国家也没有停止过英语教学和英文书籍的出版。 文革期间，上海甚至开设了专门学习英语的广播电台。 远见还是有的。

尽管有“外语是人生奋斗的武器”这一基本国策，但我还是觉得有些不对劲。 我感觉如履薄冰，浑身发抖。 我无法自信和自信，我害怕别人看我，把我当作外星人。 当然，这种危险也是一种兴奋感，反过来又会增加学习的乐趣。 我想当时还有很多英语学习者有和我父亲一样复杂的心情。

（二）

这一切与我一个八九岁的小学生有什么关系呢？ 要知道，在知识匮乏的时代，求知欲却是最强烈的。 正是身体正在生长、食欲大增的年纪。 在学校里，我们整天唱着“小铅笔，削尖吧，我第一个批评林飘空”。 回到家，连电视都没有，更别说蜡笔小新了，就连农村的有线电视广播也在8点30分结束。 但恰巧家里有几百本书。 你认为我的热情会流向哪个方向？ 自从学会使用新华字典后，我的读书欲望达到了疯狂的程度。 回想起当时对各种书籍的无条件热爱，现在感到羞愧，欣喜若狂，为多年前饥饿的小我所感动，对高玉宝和“高玉宝”高度认同。 毫不夸张地说，不管我看得懂与否，家里的中文书籍我都狼吞虎咽地读完了。 当我找不到新的东西时，我就伸出了焦急无助的小手“学英语”。

那时候还没有双语宝宝，小学也不教英语，我连一个字母都不认识。 如何阅读《英语学习》？ 这实在是太饿了。 但另一方面，它有大量的插图和一些中英文的文章。 更重要的是，里面有很多童话故事！ 一本明明是给成年人看的杂志，却刊登了很多童话故事。 这也是鲜明的时代特征。 在政治和艺术标准既清晰又模糊的时代，相比于令人恐惧的资产阶级文学，儿童童话应该相对纯净、干净，保险系数应该相对较大。 没想到一不小心就捡到了正品。 孩子。

最初几年我最喜欢《英语学习》，因为英汉阅读材料非常多。 有《卖火柴的小女孩》、王尔德的《忠实的朋友》、马尔茨的《世界上最幸福的人》、马克·吐温的《百万英镑》、斯托夫人的《汤姆叔叔的小屋》、契诃夫的《陷阱里的人》 。 我第一次读《牛虻》是《英语学习》中的摘录，蒙泰尼利在监狱里探访了牛虻。 当时，我读到牛虻突然抓住了主教的手臂，突然低声说道：“把手给我……快点……就一会儿……就一会儿。” 虽然我不知道革命者要反动派的手干什么，但我还是觉得……莫名的感动。

还有《泸定桥之战》这样的革命英雄故事，从头到尾讲述了“林彪大师”的故事。 我还饶有兴趣地阅读了国防部长彭德怀的《告台湾同胞书》。 强烈的风格连一个小学生都感到震惊。 直到多年以后，他才发现，背后确实有一位神杀者。 当然，也有一些书，虽然是双语的，但无论如何都不能引起小学生的兴趣，比如周扬的《我国的社会主义文艺之路》。

不幸的是，双语文章越来越少，后来几乎全部局限于重大政论。 比如前面提到的《牛虻》连载，1960年的第三期是中英文版。 继续第四期的时候，只有注释，没有翻译。 根本没有连续性，这令人失望。 而这里的情况几乎是挑衅性的：美味的东西就在你面前，但你的手太短了，够不着。 无奈之下，我尽了一个孩子所能做出的最大努力：硬着头皮看文章底部的注释。 不是通过阅读注释来学习语言，而是可以通过阅读注释来猜测内容，并将注释本身当作故事来阅读。 我吃不了大蛋糕，所以值得刮掉旁边的小面包屑。 其实我在读毛泽东选集的时候也用过这个方法。 对于孩子来说，最后的注释总是更有趣，有人物，有细节，甚至有故事。

如果从德里达的角度来看，这种幼稚的阅读方式能否成为颠覆文本的解构性批评的注解？ 又或者可以看作是伟大的中国传统注释文化在当代特殊语境下的潜在发展？

（三）

后来，“四人帮”被镇压。 我进入了中学，真正开始学习英语。 但这很奇怪。 虽然我很早就开始学习英语，但从初一到高一，我的英语成绩一直很差。 可见小时候看《英语学习》与英语无关。 高中第一学期的前半段，我突然对英语产生了爆炸性的兴趣。 其主要原因与几十年前我的父亲是一样的。 我还是希望直接从原文中领略大师的风范。 真正的原因是高考。 两者加在一起让我对英语本身产生了近乎异常的热情。 那时，我每天听5套来自不同地区的外语广播讲座，对沈宝庆、杨小石等名师的口音和教学风格了如指掌。 我的阅读兴趣更大了。 我曾经从北京外国语学校订购了一套几十本的英语阅读书。 正是在这段时间，我重新发现了家里已久的《英语学习》这本书。

突然间，那些童话故事都变得可以理解了，小时候难以捉摸的美味大蛋糕也触手可及。 虽然味道有些变质，但其中的喜悦还是可想而知的。 更令人兴奋的是，我逐渐开始知道许多文章的作者都是杰出的人物。 仅举几例：朱光潜、陈佳、王佐良、徐国章、周觉良、杨周汉、李福宁、葛传苗。 这些大师不太可能聚集在一起为一本薄薄的流行学习出版物撰写文章。

新英汉词典同事合影，左起：卢谷荪、薛士奇、葛传楚

徐国章是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中国的传奇人物。 据说《徐国章英语》的印数仅次于毛轩。 当徐先生过海关时，海关官员看到他护照上有“徐国章”三个大字，立即鞠躬，未经检查就将其送出。 我看过桂庆阳先生的一篇文章，说徐先生是清华大学、西南联大的尖子生。 他意气风发，才华横溢。 后赴英国留学，研究17、18世纪英国文学。 他特别喜欢雪莱，他的同学和朋友也昵称他为雪莱。

像徐先生这样才华横溢、优秀的人，解放后夹着尾巴恐怕也不容易，一不留神，破绽就会暴露出来。 1962年《英语学习》第4期，有徐先生对雪莱《云》的解读和欣赏的文章。 文笔清新喜人，具有很高的文学才华。 最后，一股激动的情绪似乎从纸上迸发出来：

我喜欢读雪莱的诗，也喜欢他的《云》。 不过，我并不是说《云》是雪莱的最高杰作。 这首诗并不是每一节都是完美的——这首诗节奏严格，诗人做事也很刻意，所以有些地方有凿刻的痕迹。 歌词回荡，指挥风云，我敬佩西风之歌； 清晰空灵，生动逼真，我喜欢《致云雀》一章； 节奏明快，歌声优美，我只选了《云》这首歌。 它的意义深远，以宇宙的声音为自己的声音。 西风歌自然是胜过很多人的……

我想，徐先生写下这句话的时候，一定把自己想象成一朵云，一只云雀，或者一阵西风，而忘记了自己是哪年哪月哪日。

后来王佐良先生的名字我就更加熟悉了，因为我的研究生专业是比较文学，而王佐良先生的《适合》被认为是中国比较文学的一大成就。 然而，每当我想起萨良先生，首先想到的就是我在《英语学习》中第一次看到的他翻译的培根《论阅读》：

学习是为了快乐、为了装饰、为了能力。学习的主要用途是在隐私和隐居中； 为装饰，为话语； 而能力，则在于对业务的判断和处置。

读书足以消遣，足以充实，足以发展才华。 当他独处时，最能体现他的愉悦心情； 当他大声说话时，最能看出他的富有。 当他与世界打交道、判断事物时，他的才华最为明显。

在左梁先生后来的鉴赏中，培根的第一句话最为精彩。 用9个字表达了全文的主要思想，开门见山，没有任何废话。 左良先生翻译成中文时，共用了14个字，干净利落。 更难得的是，他还传达了培根自信的语气。 对于这样的翻译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在所有为《英语学习》撰稿的大师中，作为高中生的我最崇拜的就是葛创芒。 请原谅我冒昧地直呼其名，否则我无法表达我无限的敬意和怀念，因为当时中学老师和学生都这样赤裸裸地称呼他，也习惯了在这里称呼他。在那里。 “个创庙”三个字是一个巨大的符号，一个整体。 如果之后再补充一些东西会很尴尬的话，我的同代人一定会明白我的意思。

上海译文出版社新近出版的《葛传楚对英语学习者说》由《葛传楚英语文集（男、学生）》、《智者之言》和《英语作文教材（上）》组成。 学习英语的文章三十七篇选自《英语作文教材》。

卢谷孙先生生动地描述了《万象》中葛传木的故事。 在这里我想从中学生和中学老师的角度补充一点。 当时老师说，要学好英语，当然要学好语法，但光有语法是不够的。 用法比语法更高级。 除了绝对正确的语法之外，还有更正确的习语。 或者，改成高考学生能听懂的语言：语法是高考的基础，惯用语是高考取得高分的必要条件。 而葛创苗，老师说，他是中国（现在看来可能是世界）英语习语方面最伟大的权威。 对于我们中学生来说，大大小小的语法权威就是奥林匹斯山的诸神，而葛传明就是宙斯，众神之神。

老师的讲课大致可以分为两类内容。 一是紧扣教材的基本语法和意义解释； 另一个是更高级的内容，进一步扩展了教材。 这时候，老师最常用的口头禅就是：葛传《英语成语词典》里怎么说。 老师也会用葛创芒的事迹来激励我们。 （以下故事纯属记忆，如有不实，请参阅陆谷孙先生的文章。） 传说中的葛创苗中学辍学，在一家印刷厂当学徒。 他通过排版学习英语并形成了地道的风格。 他是如此独特，以至于他甚至写信给英国用法负责人HW Fowler，指出福勒兄弟编撰的《简明牛津英语词典》中的错误。 福勒收到信后十分惊讶，并回信表达了对葛传淼的感谢和敬意。 由此，葛传明名满天下。 后来，连编习语词典的美国人也写信给他请教。 葛传明对一代又一代中国学生学习和说英语的方式产生了长期、深远和决定性的影响。

那时我非常羡慕老师那本秘传般的《英语用法词典》，想尽快得到它。 后来，经过无数周折，我终于如愿以偿。 整个过程相当漫长、复杂，这里就不多说了。 总之，我拿了一份根据中学英语高考大纲整理的词汇表，把《英语用法词典》中与这些词汇短语相关的内容全部抄下来。 当时教育部有严格的规定，严禁学生在高考试卷中超出这些词汇和短语。 本以为这样就万无一失了，结果我高考英语考了97分，扣的3分却是高考大纲词汇表里没有的短语！ 结论是，如果我当初不相信高考大纲，而是直接看《英语成语》，把《词典》从头到尾抄一遍，高考就能得100分，如果不看的话，高考就能得100分。进入考场前不得患有精神疾病。

葛传模在《英语学习》上发表了多篇文章。 1963年起，他每期主持“问答专栏”，解答读者的各种疑难问题。 感觉没有什么问题能难倒他，他的回答总是简洁、清晰、切题。 他绝对是一代名师。 的风格. 他还有《自学英语讲座》、《理解瞬间》等专栏。 有一次他谈到自学英语中的语法问题，告诫读者不要为了语法而学语法而得意忘形：

对语法有特殊兴趣的人往往会越来越深入地研究这个主题，而且越深入，它就会变得越有趣和令人愉快。 研究和分析一两个单词有时会导致语法游戏。 例如，在研究中，最多可以连续使用几个“that”来创建七个句子：It is true for all that, that

那表示的不是我所指的那个。 这种学习方法实用价值不大，应该避免。

说回避，更像是怂恿、鼓励。 我已经对英语语法很感兴趣了。 看到葛传茂告诫世人的这7个字，无异于火上浇油。 我太着迷了，无法控制自己。 我读了薄冰的语法书，然后是张道真的语法书，然后是埃克斯利的《综合英语语法》，最后去新华书店内部售楼处买了一本伦道夫·奎克的《当代英语语法》厚如纸。我几乎决定成为一名英语语法学家。

（四）

我带到砖瓦厂的那套《英语学习》后来在搬家前夕被父亲“处置”了，这让我后悔了很久。 感谢我的好朋友严小星，他帮我在网上又弄了一套，比我当时的还要完整。 30多年后，我重读那些辛辛苦苦思索、想象的笔记，感慨万千。

重读《英语学习》，我似乎隐约听到一些历史的韵律和变奏。 一套《英语学习》当然是中国当代史的精简版。 我最早的一期《英语学习》是1958年11月15日出版的。里面没有一篇英国人或美国人写的文章。 唯一的外国文章是《浪费创造奇迹》（看起来有点像大跃进）。 ）来自莫斯科，其他都是国产的。 有国防部长给台湾同胞的信、红军革命斗争的故事、十月革命的谈话、毛主席诗词的英译。 另一篇文章讲述的是一名4岁女孩在广州跨过800米的珠江，抗议美帝国主义对中东的武装干涉。 小女孩立志要拿下广州游泳冠军，然后去北京见毛主席。

下一期也会有类似的内容，但最后会有一个印度民间故事。 下一期（1959年第1期）终于有一篇真正的英国人写的文章了。 这是英国共产党名誉主席威廉·加拉赫回忆自己的童年。 然后开始出现一些英国和美国进步作家的童话故事或小说。

到1962年创刊时，情况开始发生重大变化。 英美文学的比重开始增加。 尤其引人瞩目的是“英美文学鉴赏”专栏的开设。 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王佐良对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之一（十四行诗第十八首）的分析和解释。 这样的变化绝非偶然。 1960年代初，中共中央开始纠正“大跃进”以来的“左”倾错误，文化教育领域也开始制定具体政策。 1961年6月，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部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 周恩来发表重要讲话，指出要解决艺术民主问题。 1962年广州会议上，陈毅提出知识分子“脱帽加冠”，即摘掉“资产阶级”的帽子，加冕为“劳动人民”。 据说，陈毅在这次会议上向大家鞠躬。 有趣的是，1962年《英语学习》第三期发表了陈毅谈外语学习的文章，颇有呼应。 陈毅鼓励大家不要为学习外语而烦恼：“据说有一种人反对别人说外语，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如果我们不让人说外语，那么为什么要设立外语学院？既然只让人说外语，那你就应该去北大中文系，这是一个不正常的现象，也是非常不健康的。地道的外语。 外国语学院起码课堂上不许说中文，搞专业。 不要每次都给人们贴上“个人主义”的标签，这一点非常重要。

1961年，吴汉上演《海瑞罢官》，邓拓发表《燕山夜话》，汪曾祺写《羊舍一夜》。 1962年，《洞晓渡口》恢复演出，陈祥和创作《广陵散》。 这种轻松的氛围应该符合“英语学习”风格的转变。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或许也能理解《英美文学赏析》中选取“约翰逊博士致盖斯菲尔德伯爵的信”等章节的特殊意义。

《英美文学鉴赏》包括弥尔顿和华兹华斯、布莱克的《伦敦》、济慈的《秋颂》、斯威夫特的讽刺散文、巴特勒的《万物之道》、兰姆的散文、吉本自传的片段、菲尔丁的《 《怀尔德的一生》等，共16首。 这十六篇文章是中国古典主义最后的夕阳。 我觉得中国当代文化史应该写一页。 最后一篇文章摘自1963年第7、8期合刊《汤姆·沙耶》，然后戛然而止。 这绝非偶然。 1962年秋，毛泽东提出“永远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 1963年1月，柯庆石、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部分文艺工作者座谈会上提出“写作十三年”。 趋势再次逆转。 小说、童话故事越来越少，越南人民革命斗争故事等读物却越来越多。 然后我们一步步走向文化大革命。 1964年第10期，京剧《芦荡火》剧照英汉对照。 翻译确实不赖。 我想知道这是哪位著名艺术家的作品？

小跳：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女人。

阿晶：刁德仪到底想搞什么鬼？

小跳：她目光敏锐，舌头灵活。

阿晶：他的笑容里藏着匕首。

小跳：她不卑不亢。

阿晶：他不伦不类。

...

不用中文抄，大家一看就知道是哪一段。 1965年《英语学习》第4期，发表了一篇原发表于《新建构》的文章，题为《评“英美文学”的鉴赏》。 它批判了“英语学习”只讲欣赏而不讲批评的倾向。 批判：“对于文化遗产来说，喻是本质，越要批判；对于注释读物来说，其艺术品质越高，就越要批判。” 作者一眼就看穿了《约翰逊博士致厄尔·吉什菲尔德的信》的危险内涵：“文学总是服务于某些阶级利益，不可能有真正‘独立’的作家。今天强调作家的独立性只能意味着‘独立’于党和人民。” 自1964年下半年以来，英美小说（包括进步作家）几乎完全消失。 姚文元的《评《三家村》》发表于1966年第5期，1966年第6期后停刊。

《英语学习》于1978年恢复出版，正值高考、“四化”和“向科学进军”，一下子成为全国最受欢迎的刊物之一。 此后，人们学习英语、走出去的动力不减，从“牛产”、“徐国章英语”、“托福”，到“快速英语”、“疯狂英语”、“雅思”、“新东方” ”。 如今，“双语宝宝”新概念已成为全民热潮。 在这样一波又一波热潮的冲击下，《英语学习》仍然保持着大量的读者，但面对如此多的竞争对手，它逐渐失去了原来的中心地位，当然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样发展得那么好。然后。 《英美文学鉴赏》栏目。

《英语学习》创办之年，正是我们关闭国门的时候，但并没有完全关闭，有意无意地留下了一些空白。 “英语学习”就是其中之一。 想想先贤大师们为这本装订简陋的小刊物所付出的心血，想想他们在枷锁中起舞时的激情与无奈，想想像我父亲这样的读者在掌握陌生而暧昧的语言时所隐藏的意义。 在哈姆的愿望中，我似乎看到了一些既被默认允许又被默认屏蔽的历史线索。 从当年的断断续续的涓涓细流，到如今全球化的狂流，我本应感到欣慰，但为什么还是止不住的失落和惆怅？

论文转载已获作者授权。 原标题是《伟大的杂志》。